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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刘德厚睁开眼,看著仁野。那眼神里头,有一种让仁野心里发紧的东西。
    “封井那天晚上,你爸来找过我。他跟我说了一句话。”
    “什么话?”
    “他说,德厚,咱们井下可能还困著一个人。”
    仁野的胸口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。
    仁守义在封井当天就知道了。他知道井下困著一个人,可他还是在巡查记录上写了“一切正常”。他找了刘德厚,却没有上报。
    “后来呢?你们有没有再下去过?”
    “下去过。”刘德厚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,“封井第二天,我跟守义从材料道下去的。走到运输巷那个位置,巷道已经开始塌了,碎石把洞口堵了大半。我们扒了半天,扒不开。”
    他又闭上眼睛,嘴唇哆嗦著。
    “守义站在洞口,喊了几声。没有回应。”
    风从院门口灌进来,吹得那些乾枯的丝瓜藤哗哗作响,像无数只手在拍打著什么。
    仁野坐在小马扎上,一动不动。
    他忽然理解了仁守义这三年是怎么过来的。
    知道井下困著一个人,知道那个人大概率已经死了,却没有办法把她带上来。封井之后,整个西二採区被矿务局列为禁採区,不经批准任何人不得进入。仁守义一个提前退休的残疾矿工,没有权力、没有资格、也没有能力再去打开那口井。
    他唯一能做的,就是把那份巡查记录留著,把封井前的一切细节记在脑子里,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的机会。
    仁野站起来,把那包大前门放在刘德厚手里。
    “刘爷,谢谢您。”
    刘德厚没有接话,低著头,看著手里的烟。
    仁野转身要走,刘德厚忽然在身后喊了一句。
    “你爸这些年,没睡过一个囫圇觉。”
    仁野的脚步顿了一下,没有回头,抬脚走出了院子。
    从老宿舍区出来,仁野没有直接回家,而是拐到了矿部后面的小山包上。那上面有一棵老松树,树下有块大石头,小时候他跟韩天放学水滸传,一人占一块石头当山大王,一坐就是一下午。
    他坐在那块石头上,看著整个矿区的全貌。
    灰扑扑的楼房,密密麻麻的家属院,远处的煤矸石山,更远处的西二採区方向,那片塌陷的荒地。
    他的脑子里有三条线,现在缠在了一起。
    线头一:韩长河说,那个女人是老家的远房亲戚,来投奔他,他把她藏在井下硐室里,还没来得及送出去,西二就封了。
    线头二:刘德厚说,封井前两天,他看见韩长河从那个硐室里出来,用荆笆片挡住了洞口。如果那个女人只是暂时安置在硐室里,韩长河为什么要挡洞口?怕谁看见?是怕別人看见那个女人,还是怕別人看见那个硐室?
    线头三:仁守义在封井当天就知道井下困著一个人,可他没有上报。不是因为韩长河说的那套“综采设备没人弄”的说辞——那套说辞是说给仁守义听的,也是说给自己听的,用来盖住真正的原因。
    真正的原因,仁野大概猜到了。
    仁守义不报,不是因为韩长河,是因为他不敢確定一件事:那个女人,到底是自己下去的,还是被人带下去的?是自愿待在硐室里的,还是被关在里面的?
    如果是自己下去的,是意外被困,那是一回事。
    如果是被人带下去的,被人关在里面的,那是另一回事。
    一旦报上去,公安介入,调查起来,这件事的性质就会完全不同。而仁守义没有证据证明是哪种情况,他只有“可能”“大概”“也许”。这些词在井下能用来判断煤层走向,但在法律面前,什么都不是。
    所以他选择了沉默。
    把所有的疑问、愧疚、不安,都压在心底,压了三年多。
    直到仁野的出现。
    直到仁野告诉他,国家要放开政策,西二採区可以重新开矿。
    仁守义等了三年的那个机会,终於来了。
    仁野把那根没点的烟从耳朵上取下来,在手心里捏了捏,然后揣进口袋里。
    他站起来,拍了拍裤子上的灰,往山下走。
    走到半山腰的时候,他忽然停下来。
    他想起了一个人。
    一个他早该想到,却一直没往那个方向想的人。
    韩天放。
    韩长河的儿子,他的髮小,从小一块儿长大、一块儿偷红薯、一块儿趴在草垛子后面看人搞对象的韩天放。
    那个女人如果是韩长河的“远房亲戚”,韩天放知不知道?
    如果那个女人在那个硐室里待了將近一个月,韩天放有没有去看过她?
    仁野的脚步慢了下来。
    他不想把韩天放扯进来。上一世,韩天放是他最可靠的兄弟,为他挡过刀、扛过事、背过锅。这一世,他欠韩天放的还没还。
    但如果那个女人真的是被关在井下的,那韩天放知不知道,就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。
    仁野站在半山腰的土路上,仰头看了一眼灰濛濛的天。矿区上空的云层很厚,压得很低,像一块巨大的顶板,隨时可能塌下来。
    他把那根没点的烟从口袋里摸出来,叼在嘴上,没点,就那么叼著,继续往山下走。
    到了山脚下,他改变了主意,没有回家,也没有去找田穗儿,而是拐上了去韩天放家的路。
    韩天放住在矿区西边的一排平房里,跟刘德厚那一片隔了两条巷子。是矿上分给韩长河的家属房,两间,带一个小院。
    仁野走到院门口的时候,看见韩天放正蹲在院子里捣鼓一台收音机,螺丝刀拧来拧去,收音机里滋滋啦啦地响,一句话也听不清。
    “修得好吗?”仁野靠在院门上问。
    韩天放抬起头,看见是他,咧嘴笑了:“你来干嘛?我这破收音机都坏了好几个月了,也没个正经人帮我修修。”
    仁野走进院子,蹲下来,从韩天放手里接过螺丝刀,把收音机后盖打开,看了看里面的线路,没动,又盖上。
    “修不好,电容坏了,得换新的。”
    “那你说个屁。”
    两人都没站起来,就那么蹲在院子里。
    韩天放从兜里摸出一包烟,是最便宜的那种经济烟,递给仁野一支,自己叼一支。两人点上,烟雾在院子里慢慢散开,飘过那些晾在绳子上的床单和工装。
    仁野看著韩天放。
    韩天放比他小半岁,块头比他大一圈,脸被矿上的风吹得粗糙,嘴唇乾裂。他这个人,看起来粗獷、莽撞、没心没肺,可仁野知道,他的心比谁都细,他的眼睛比谁都毒。
    “天放,我问你个事。”
    韩天放吐出一口烟:“说。”
    “你爸在西二採区那个硐室,你知道不知道?”
    韩天放夹烟的手指僵了一下。
    那一下僵得很不明显,如果不是仁野一直在盯著他的手,根本看不出来。
    “什么硐室?”韩天放的声音没变,笑脸也没变,但仁野看见他喉结上下滚了一下。
    “你知道我指的哪个。”
    韩天放没有立刻回答。他把那根烟抽完,菸头掐灭在脚底的水泥地上,站起来,拍了拍膝盖上的土,走到院门口,把院门关上了。
    “谁跟你说的?”韩天放的声音低了下去,没有了刚才的轻鬆。
    “你爸。”
    韩天放的瞳孔缩了一下。
    仁野没有说仁守义,也没有说刘德厚,只说了韩长河。他要知道韩天放的反应,要知道韩天放到底知道多少。
    “我爸跟你说了什么?”
    “他说那个女人是老家的远房亲戚,来投奔他的,他把她暂时安置在那个硐室里。还没来得及送出去,西二就封了。”
    韩天放站在那里,脸上的表情像一块被冻住的水泥,僵著,裂著,每一道缝里都往外渗著什么东西。
    “你信吗?”他问。
    仁野没有回答。
    他站起来,和韩天放面对面站著。两人之间隔了不到一步的距离,近到能看见彼此眼底的血丝。
    “天放,你跟我说实话。那个女人,到底是谁?”
    韩天放闭上了眼睛。
    站在院子中间,闭著眼睛,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老树,隨时都可能倒下去,却还硬撑著。
    “她是我妈。”
    院子里的风忽然停了。连晾衣绳上那些工装都垂了下来,一动不动,像一排沉默的弔唁者。
    仁野站在原地,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,又像是什么都没炸,只是一片空白。他看著韩天放的眼睛,想从里面找到一丝说笑的痕跡,但是没有。韩天放的眼睛是红的,不是要哭的那种红,是熬夜熬出来的那种,带著血丝,带著疲惫,带著一种被什么东西压了很久、快要撑不住的脆弱。
    “你说什么?”
    “她是我妈。”韩天放的声音不大,但每一个字都像从胸腔里硬挤出来的,“韩长河不是我爸。他是我后爸。”
    仁野张了张嘴,没说出话来。
    韩天放转过身,走到院子的角落里,那里有一个破旧的铁皮柜子,上面堆著杂物。他把杂物挪开,打开柜门,从最底层翻出一个用油纸包著的东西,一层一层打开。是一张黑白照片,已经泛黄了,边角捲曲,上面的人像模糊,但还能看出是一个女人,年轻,头髮很长,笑著。
    韩天放把照片递过来。仁野接过去,低头看。照片上的女人穿著一件碎花衬衫,站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门口,阳光从侧面照过来,在她脸上留下半明半暗的光影。她笑著,笑得很好看,眼睛弯弯的,像是有什么开心的事。
    “这是她唯一一张照片。”韩天放的声音发哑,“我藏在柜子底下,韩长河不知道。”
    仁野把照片翻过来。背面用原子笔写著几个字,字跡娟秀:“天放百日,摄於家中。”下面的日期是一九六三年。
    “她姓顾,叫顾桂花。”韩天放蹲下来,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,吸了一口,烟雾从他鼻子里喷出来,在面前散开,“她是晋东南沁水县人,跟我亲爸是一个村的。我亲爸叫韩长根,跟韩长河是堂兄弟。”
    仁野蹲下来,和他並排蹲著。
    “我亲爸也是矿工,在凤凰山矿下井。六五年井下冒顶,人没了。那时候我一岁多,什么都不记得。后来我妈带著我,改嫁给了韩长河。韩长河跟我亲爸是堂兄弟,论起来还是一家人,我妈觉得知根知底,不会亏待我。”
    他没有看仁野,眼睛盯著地上的一条蚂蚁,看它在水泥缝里钻来钻去。
    “刚开始那几年还好。后来韩长河从凤凰山调到红星矿,我们也跟著搬过来。他越来越不把我妈当回事,喝了酒打,不喝酒也打。我妈扛了那么多年,扛到我长大,以为熬出头了,没想到——”
    韩天放的声音断了,像一根弦崩到了极限,终於断了。
    仁野没有催他,把那根没点的烟叼在嘴角,等著。
    “八零年秋天,韩长河跟我妈说,他在井下发现了一个废弃的矿房,可以放东西,让她去帮忙收拾。我妈信了,跟著他下了井。”
    韩天放把菸头掐灭在水泥地上,用力太猛,菸丝散了,粘在他拇指上。
    “她下去之后,就再也没上来。”
    院子外面有自行车铃鐺响过,叮铃叮铃,由远及近,又由近及远,消失在巷子尽头。有人说话的声音,隔著墙传过来,听不清在说什么,笑声倒是很清楚。
    “你什么时候知道的?”仁野问。
    “封井之前两天,韩长河喝多了,在屋里说醉话,说『西二要封了,谁都別想再找到那个贱人』。我当时没听明白。第二天我下了井,找到那个硐室,洞口用荆笆片挡著,扒开之后——”
    韩天放没有说下去。
    仁野没有追问。他知道,有些话不需要说全,有些画面不需要描述。
    “你爸那天巡查的时候,洞口是开著的。”仁野说。
    “是我扒开的。”韩天放的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平静,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那种死寂,“我下去之后,把她靠正了,把头髮给她理了理。那盏马灯,是我点的。我不忍心让她待在黑里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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